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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梁林故居”效应看风景园林

热度 1已有 660 次阅读2012-2-22 18:13 |个人分类:杂记

从“梁林故居”效应看风景园林

张朋飞(河南农业大学城市规划)

先是前辈“梁林故居”,再是“蒋介石行营”——各自遭到“文保”部门的“善待”。

“梁林故居”效应即指“梁林故居”的“榜样价值”——“反正最大的违法成本就是区区50万元罚款,除此之外根本与刑事责任无涉,文保官员的乌纱帽也可照戴不误”——“某某性拆除”成为一种趋势。

我辈“象牙塔”面对此种现象——无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的文明与法制在哪里.......

作为专业人士,对“梁林”自不陌生。梁先生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对中国业界的贡献那是不言而喻的,其为中国建筑的发展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并最终因“文物保护”的规划抑郁而终。一部王军的《城记》记载了北京城的沧桑衍变,同样也记载出了“沧桑”中梁先生奔走呼号的浑厚背影。其对学术的孜孜不倦、对学生的鼓舞热忱、对国家发展的鞠躬尽悴,都可谓是我辈的榜样,他是一个为学术、为后代考虑的人,是一位为人民服务的学者!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众多的文化遗产既是我国历史悠久的见证,同样也是当代我们民族的身份证。面对文化遗产被“善待”,民众与学术工作者多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口株笔伐”,其中学术工作者心情更为激动,感情更为悲愤,这与二者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有异相关。

关于“遗产”这个名词,人们往往将其理解为直系亲属留给子孙后代的财产,将其保护好是出于对前辈的尊重。而学术工作者的理解则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关于文化遗产的阐述相一致: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遗产的惟一特征是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科学、美学、历史学、艺术等角度看,遗产对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具有多方面、多种类的价值,包括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使用价值,另一方面,遗产所具有的这些价值在同类中是最珍贵的,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

面对“梁林故居”的“维修性拆除”与接踵而至的“蒋介石行营”的“保护性拆除”有评论者说:“梁思成故居被突击拆毁的‘榜样价值’已经显现:反正最大的违法成本就是区区50万元罚款,除此之外根本与刑事责任无涉,文保官员的乌纱帽也可照戴不误。”“面对昔日文物已成一片废墟,文保部门挤不出一句狠话、一滴眼泪,甚至连一声唏嘘、半点惋惜都没有,他们唯一扮演的角色就是开发商的公关经理,代其出面玩弄拙劣的文字游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文保部门也是‘××性拆除’的既得利益者。一来,他们不用为此承担分毫责任;二来,开发商会如何感谢他们,虽不得而知却无碍想象;更重要的是,有工程干就有钱赚,这一拆一建就是双倍的 GDP 和政绩,文保拨款自然也会大幅增加。”[i]又有评论者说:“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城市用地越来越紧张,挡在GDP前面的文物古迹既碍眼又费钱,而拆除又是被法律禁止的,可是‘某某性拆除’却又是不一样了。不得不说“某某性拆除”是一种趋势。”[ii]

面对这样为文物保护的奔走呼号者,我自欢欣鼓舞,可是当以专业的角度来思考这种“保护性”建设现象时,我对相关专业与本专业的发展则有些感慨与感悟。

下面分析一下“梁林故居”效应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现象与价值观。

这是一个建筑文物保护的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文保部门”的保护、建筑工程的施工、新建筑的设计。

1)“文保部门”的保护。

其代表是官员,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当然也有批准拆除的权力。他们是我们的文物保护的寄托者。

无论是保护或是拆除都是人治的行为,那么这里就不得不谈到管理人员——官员。他们不一定学过相关专业,也不一定有相关专业的知识,指导他们行为的理论不是专业理论,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与利益导向”及“冒险精神”;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只能希望“官员”越少越好。文物保护得依靠大部分良知未被蒙蔽的好的官员。

对于这部分问题讨论者甚多,这是一个社会制度中所出现的问题,不是我们“象牙塔”所能解决的。

2)建筑工程的施工。

其代表是公司、企业或施工单位。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工程,或拆除或修筑,他们要做的就是完成命令、照图施工、保质保量。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属于中间派,哪有需要就去哪。保护工作是不能寄托在他们身上的。

3)新建筑的设计。

无疑,其代表是各个工作室、设计公司或设计院,进一步说,其代表应该是各位设计师。这就涉及到建筑专业人员。从目前我国的教育现状来说,建筑专业出身都会有一些文物保护知识以及对建筑的爱好,那么当接到像“梁林故居”这类拆除重建的设计项目时,作为设计时,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可是思考的结果是继续为其做设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设计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了。

设计的问题是与专业关系最紧密的问题,也是施工的基础,进一步说,它也是拆除的基础。如果主管部门找不到拆除后的新的施工方案与设计,他们会去拆除么?所以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设计师应该是拆除的帮凶。

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专业教育的问题,毕竟设计师都是从学校出来的,现在的设计师是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学生将是未来的设计师,面对未来进入社会的诸多挑战,设计师所拥有的价值观与其在学校的教育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谈到“文物保护”工作,我们不能仅仅就事论事的讨论“保护”部门的责任,与其相关的设计师也应该是不能推脱相关责任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易中介的话“建筑师是创造文明和毁灭文明的一个群体。你说北京城被谁毁了?是建筑师!长安街被谁毁了?还是建筑师!好建筑师创造文明,烂建筑师毁灭文明。你要非得说那是领导没眼光的话,那在世界小姐选美决赛中,闭眼睛选也选不出丑的啊!”。无论话语偏激与否,这毕竟是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所以设计师与当前正在学习建筑的学生都应该清晰地看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所要面对的情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文物保护”不力应该有两个责任人:一是“文保部门”,另一个是设计师或规划师。

那么建筑界的这种现象对风景园林会有什么启示呢?可作如下分析:

首先,建筑界与风景园林界有什么相似?

1)二者都有设计与规划的专业,都在大量的培养设计师与规划师;

2)二者都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都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3)二者都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屈从甲方的领导或建议。

4)二者的成果都将极大的影响到当代人民及后代子孙,或带来幸福,或造成破坏。

其次,建筑界在我国发展较早,专业与行业都较为成熟,而且我国的风景园林界是从建筑界中成长起来的。这么多年来,建筑界在与我国社会建设接轨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良现象同样值得风景园林界汲取教训。在风景园林界的教育中要尽量避免建筑界已经大量出现的错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一定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自己少走弯路。在规划中,风景园林界的某些设计与规划人员破坏文物,不讲究历史发展的设计与规划目前也正在出现,这正是我们所要向建筑界汲取的教训之一,是需要避免的。风景园林界培养出来的设计师或规划师,面对向这样的破坏性建设,应该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成为“破坏性”的帮凶,这样也算是风景园林为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如若风景园林界的设计师和规划师同样出现众多的破坏性建设,这不能不说是风景园林的一种悲哀。

最后,从本文的角度来讲,风景园林界从建筑界所汲取的教训就是风景园林界在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尽量将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放在第一位,不要培养出“破坏性人才”。

[i] 拆除文物从此只需文字游戏?,中国建筑新闻网

[ii] 打着保护旗号拆除文物建筑是一种趋势?,中国经营网

iii追忆建筑师陈占祥:因规划老北京方案被打成右派,作者:谈乐炎 ,《小康》杂志

iv建筑学家吴良镛:我很关心梁林故居,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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